25岁来到中国、在上海滩东闯西荡搞不出名堂的胡润，一开始也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但他的确不像个保守的英国绅士，如果不是安达信突然给了他一个到上海工作的机会，那么25岁的他应该已经向安达信递交了辞呈，开始做英国的个体户了。

    “中国大陆富豪榜”的编制对胡润来说是个偶然的灵感，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——对于不露富的中国富裕阶层来说，给他们排个座次是个出人意料的创意。这之后对于财富的议论，对于原罪的声讨，以及上榜富豪的纷纷落马……几年来榜单经济始终在公众极度关注的风口浪尖上。对于他所抓住的难得的商业机会，胡润腼腆地总结：“自己之所以达到今天地位的主要因素是：有一点战略眼光，有一点胆子，有一点说服能力，有一点执着，有一点运气。”

    尽管有人对这场“秀”嗤之以鼻，但在风起云涌、快速发展的中国，制造一个财富梦想，就是让公众多了一种进取、向上、奋斗的动力，“制榜个体户”胡润对时代和社会作出的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此。

    《财经时报》：你以往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评价企业家的贡献为主要内容的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些年在中国的工作，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什么？

    胡润：我用百富榜记录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，他们就像是参加财富奥运会的选手，让大家了解他们的故事，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财富奥运会中去。你问我的工作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什么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。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，2008年将是百富榜十周年。1999年，第一个百富榜只有50位企业家上榜，而今年10月份刚发布过的第9个百富榜，也就是“2007百富榜”，有800位企业家上榜……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走进公众的视野。这本身就很令人兴奋。

    在以前财富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，制榜的工作非常困难，争议也很多。现在随着相关信息的公开披露，富豪财富的阳光化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这种趋势也给我们的富豪榜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，所以百富榜很幸运地见证了中国经济整体环境的变革。

    《财经时报》：在中国，“百富榜”受关注的程度很高，但你并不希望自己的产品最终成为一个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你认为它的价值在哪里？

    胡润：我希望“百富榜”成为企业和金融界的一种参考工具。从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学习，到1997年开始在上海工作，每一次与老家朋友聊天时，他们都会问我，中国怎样？我认为，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状态。外国人都喜欢听有钱人的故事，他们也有本国富豪排行榜的榜单，而当时中国还没有。于是我想，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吧！

    尽管1999年《福布斯》用英文发布的第一份“中国大陆富豪榜”，当时国内没什么人知道，但对于那些迫切想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外国人来说，让中国富人暴露在世界的聚光灯下、来了一场“称斤论两”绝对是件很刺激的事。这个榜单让一些中国企业家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工作，也了解中国的发展。

    福布斯刊登出来以后，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反响，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红色资本家的事让他们很震惊，国际上很多媒体都做了很大的篇幅的报道。我收到好多Email，其中有微软的一个副总，他邀请我到微软去，他说：“咱们坐一块儿讨论一下这种调研结果。”